工业4.0慢慢靠近 三大挑战工业“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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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12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降至49.5，不仅低于50的枯荣线水平，也创下近7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制造业景气的下滑拉低了中国全年工业增速预期。12月15日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将维持在8.3%左右，比2013年下降1.4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也将是1998年开始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月度累计增速以来的最低点。

工业化后期还有8~9年的发展时间

然而，下滑可能还只是开始。

按国际经验，人均GDP8000~9000国际元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门槛。目前中国已经突破了这个水平，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开始趋势性下降似乎难以避免。

事实上，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从那时起，中国经济的后半场就被认为已经拉开序幕。

但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这个时间点可能还需要往前提。按照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等指标综合测算：2010年全国工业化水平指标指数是66。

这意味2010年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由此看2011年~2013年在中国发生的GDP增速的稳步下降就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2010年‘十一五’结束以后，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从这个里程碑的时间点为起点，按照十八大报告，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有8~9年的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发展时间。”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工业化后期，肯定不可能保持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 我们测评2011年以后，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速下滑到了7%，应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增速。”

 

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7.4%，近月来制造业景气逐步走低，使得“失速”风险陡增。

最显著的担心体现在连续33个月处于负增长的PPI数据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提示，PPI从2008年之后的高位下跌以来，今年已经主要在一个较小的幅度中波动，这意味着制造业确已进入下滑区间。

“这一轮的经济下滑因素中，有20%~30%的原因是周期性原因，而70%~80%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这构成了当前‘新常态’的大背景。”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看来，工业增速的放缓不仅影响工业企业的发展，对于被寄予厚望的服务业恐怕也会产生抑制力。

一个证据来自非制造业PMI指数的波动。在2010~2014年之间，非制造业PMI指数都高出50枯荣线，原因是中国人均GDP的提升和资金大幅进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如果从非制造业指数本身和投资额增速做纵向比较，会发现2014年比近5年增速仍然放缓了2.7%。”杨瑞龙表示，没有制造业发展支撑的服务业难以维持较高的增长，服务业可能在2015年遭遇增速下滑。

“从美国的工业化过程的经验看，第三产业占比每提升6%，GDP增速相应下降约1%，这是因为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资源转化比较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指出，这个下降的过程只有到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结构趋于稳定的时候，GDP的增速才不会向下走。在美国，这样的情况出现在1977年左右，当时第三产业在美国的GDP总量中的占比达到了80%。

那么，当下中国“新常态”增长动力困局已经比较清晰了：第三产业的占比刚刚接近50%，远不到能够单独扛起中国经济维持中高速发展的任务，而同时第三产业本身也可能受工业发展趋缓而拖累增长。

这意味着，在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应该更加得到重视。

三大挑战工业“新常态”

未来8~9年里，中国的后工业化之路该怎么走？

 

在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之前，此次发布的《报告》首先提示了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三大挑战：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工业革命。

设备利用率通常用于反映行业的产能利用情况。根据行业协会的调查，采矿业以及制造业中的纺织、造纸、化纤、非金属制品、钢铁、通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认为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企业超过八成。

调查中，企业总体平均设备利用率为72.2%，其中制造业企业的总体平均设备利用率为71% 。其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2014年设备利用率在75%及以下。从不同行业看，食品、造纸、橡胶塑料、非金属制品、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平均设备利用率低于70%。

对2015年企业设备利用率的预计来看，43.8%的企业预计2015年设备利用率在“75%及以下”的企业经营者，占企业总体平均设备利用率为75.3%，其中制造业企业2015年的平均设备利用率预计为74.5%，仅比2013年的调查结果上升了0.4个百分点。

产能过剩带来的不仅是企业当期经营效率的下降，侵占的资金和人力直接影响了企业对于新业务、新技术的投资。

“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是此前中国工业粗放式、依靠要素驱动发展的后果之一，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也明确了后工业化的发展必须是要通过创新来驱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新的局面意味着此前传统的产业政策的操作空间将变得有限。

所幸的是，今年10月公布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从某种程度上透露了决策层对于后工业化时期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路线的一种思考。

在这份有110条内容的文件中，“工业4.0合作”的内容仅有4条，却在公布之后成为最受人瞩目的部分。

 

其中明确提出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工业4.0”）对于未来中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政府应为企业参与该进程提供政策支持；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联邦教研部将建立“工业4.0”对话。为两国企业在该领域开展自愿、平等的互利合作搭建平台；中德两国还商定将在标准问题上紧密合作，将“工业4.0”议题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电动汽车、高能效智慧能源控制／智慧家居、供水及污水处理都是两国共同关注的未来领域。

工业4.0是指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该概念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未来项目之一，在2013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

“发达国家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而我国则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这些年互联网在我国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但这种应用更多地是在消费领域，而不是在产业。”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邬贺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工业4.0则是要求互联网新技术向产业渗透。”

其实早在2002年，我国就提出了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这十几年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地冲击和颠覆越来越多的行业，这显然也促成了对于新型工业化的重新思考。

“我国当前所处的后工业化时期和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时期有重合，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更是我们的机遇。”黄群慧表示，挑战是过去我国制造业发展所依赖的比较成本优势将被弱化，制造环节的全球重新布局可能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回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因为缺乏现代制造技术的支撑而失去工程化和产业化的能力。中国制造业应当努力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低技术密集向高技术密集、由粗放发展向精益制造、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的全面战略转型，显著提升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中的位势。

按照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的估计，尽管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速可能继续放慢，但是由于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量价齐跌，这使得进出口可能对于GDP的贡献“转正”。“2014年预计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计能为中国GDP增加值贡献达到0.6%，这可以部分弥补投资下滑而导致的经济下滑，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型工业化的布局提供缓冲空间。”裴长洪说。“2015年工业经济将处于‘三期叠加’影响的集中体现期。” 黄群慧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