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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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需求。同时，其在“精益求精”等基本含义上赋予了许多新的价值内涵，直接连接当下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精准展现了这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及价值取向。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文明和高境界的服务文化，塑造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优化制度供给，培育时代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产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价值诉求理念，其背后蕴含的是对产品细节极致完美的追求，彰显的是一种永不满足、不断超越的职业文明和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需求。同时，其在“精益求精”等基本含义上赋予了许多新的价值内涵，直接连接当下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精准展现了这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及价值取向。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重大政策举措。可见，培育时代的“工匠精神”意义重大而深远。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破解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一）发展方式向集约转型需要“工匠精神”

 

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型，需要追求完美、耐心专注、一丝不苟和不走捷径的“工匠精神”来引领。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优势正在衰减，粗放式、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必须依托“工匠精神”培育以质量、技术、品牌、标准、服务等方面的新竞争优势，进而实现向高效型、集约型、技术型的现代增长方式转型。

 

（二）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需要“工匠精神”

 

当前，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不是强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主导产业优势不突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任务越来越紧迫。故此，中国经济需要以“工匠精神”内化的追求卓越、不断精进的品质引领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淘汰粗制滥造的落后产业和“僵尸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工匠精神”引领企业精致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进而推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迈向中高端。

 

（三）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需要“工匠精神”

 

在经济新常态下，技术创新的增长引擎作用更加凸显，“工匠精神”是制造业“干中学”实践中的创新，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批基层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既是创新的构思者，也是创新的践行者。与此同时，“工匠精神”的不断追求、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持续催生着新的技术、新的服务、新的标准和新的品质，直接推动着技术升级、质量升级和产品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

 

（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工匠精神”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诸多行业存在无效和低端产能，中高端产品供应严重不足，供给端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中高端消费需求，造成大量购买力向海外流失。这就客观上需要弘扬“工匠精神”，重塑产品自身独特的专业品位和专业价值，让企业根据客户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对产品精心设计打磨，对品牌精心培育维护，让职工对工作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品质渗透到每一件产品，实现产品升级到品牌升级，也就扩大了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

 

新常态下“工匠精神”的价值取向

 

2025年中国迈入世界制造强国之列，需要时代的“工匠精神”来支撑，需要“工匠精神”的隐性特质展示中国质量、中国品牌、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服务和中国自信等五个层面的价值取向。

 

（一）“工匠精神”展示的是“中国质量”

 

“工匠精神”是一种精致化生产的要求，不惜花费时间精力，不断精进，反复改进产品，追求完美和极致，把99％提高到99．99％，不断提高产品档级，其目标就是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目前，尽管中国有一些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总体水平依然不高，与国内外消费者的期望以及制造强国的地位相比，尚有明显差距。如国内汽车、数控机床、工程机械、农用机械、特种设备等产品的质量稳定性、精密性不高，使用效率较低。据统计显示，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质量优势赢得竞争占比高达56％，甚至是65％，而中国商品近80％是以价格优势来赢得市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产品的质量升级需要“工匠精神”注入强劲动力，需要“工匠精神”展现中国质量。华为、海尔等少数中国企业的产品之所以能在海外市场站住脚，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们非常注重卓越的质量管理。

 

（二）“工匠精神”展示的是“中国品牌”

 

品牌是一国制造业和国家竞争实力的象征，世界级品牌的溢价能力、竞争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推崇的是速度和规模，缺乏的是质量、服务和技术创新，导致制造业品牌建设严重滞后，世界知名品牌数量及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据2015年福布斯全球品牌价值1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品牌依然是空白，与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制造强国的需要极不相称。然而，拥有8000万人的德国，就有世界知名品牌2300个，可见差距之大。在经济新常态下，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品牌化特征日趋明显，中国迫切需要“工匠精神”中的精雕细琢、精进技艺和追求卓越的品质培育世界品牌，需要专注执着、深耕细作和追求完美的精神锻造品牌，需要“工匠精神”展示中国品牌。

 

（三）“工匠精神”展示的是“中国创造”

 

“工匠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不断追求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不断吸收最前沿的技术，创造出新成果。“工匠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传承与创新的并举，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工艺、新技术的过程。可以说，创造创新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延伸和拓展。目前，中国诸多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先进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研究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瓶颈。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70％到80％的高档数控机床至今仍主要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配套的数控系统90％依赖进口，高端机器人依赖进口，国产机器人所需的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和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多数直接采购国外产品。《中国制造2025》要求到2025年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需要时代“工匠精神”引领中国技术创新和高端制造。

 

（四）“工匠精神”展示的是“中国服务”

 

“工匠精神”形塑的是一种高境界、高度责任感的职业文明和服务文化，是一种商业伦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一种精心打磨、专注精细的奉献精神，顾客价值最大化是其服务的最高境界和价值取向。德国制造业中追求精致、创新、完美、标准和精确服务文化精髓，切实能让“工匠精神”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日本丰田精益文化，把规范服务和精细管理成功融入企业价值观，推动丰田品牌持续享誉世界。我国过去由于缺乏企业服务文化理念的塑造，服务品牌的意识淡薄。“山寨”制造、假冒伪劣时有发生。故此，我们强调“工匠精神”，不仅仅是民间手艺的传承和技术创新的突破，呼唤的是对职业“一以贯之”的敬畏、对顾客“敬若神明”的尊重和对产品“止于至善”的追求，展示的是一种隐性修养和行业服务文化的品牌。

 

（五）“工匠精神”展示的是“中国自信”

 

“工匠精神”的自信理念表现为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摒弃浮躁、精致精细、宁静致远和执着专一，传递的是一种品质自信、技术自信、工艺自信和服务自信。在全球制造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工匠已不再是一种技艺传承和机械重复的劳动者，“工匠精神”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代表着一个时代行业的严谨、一丝不苟、耐心、专注、坚守、专业、敬业的气质和自信。实现制造大国迈进制造强国，必须通过弘扬时代“工匠精神”展示中国自信，需要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工业文化精神培育等层面踏踏实实的下功夫，不好高骛远、不贪多求快、不惜余力、不怕费事的精耕细作精神，引领中国制造坚守自信、不断精进、走向精致。

 

优化制度供给培育时代“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文明和高境界的服务文化，塑造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优化制度供给，培育时代“工匠精神”。

 

（一）搞好制度顶层设计，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

 

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特征，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据此，优化制度供给培育时代的“工匠精神”，必须搞好制度顶层设计。一方面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协同并举。诺斯认为，由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实施特征所组成的混合体共同决定选择集合和最终结果，尽管正式制度只是形塑选择约束的很小一部分，但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的基础，可以强化和补充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也可以说在培育“工匠精神”过程中，建立健全各种配套的制度体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同时，也应注重法律、制度、契约的保障激励作用与日常行为规范、行事准则、企业文化和价值取向等非正式制度的引导有机结合。另一方面，重点抓好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塑造。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与社会行为和经济交换之中，在培育“工匠精神”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诺斯指出，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的非正式约束是刻意的政策所难以改变的，这些文化约束不仅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而且是我们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所在。故此，应重点抓好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建设，通过行为准则、文化熏陶、习俗惯例、价值诉求和尊重认可的“软激励”来培育时代“工匠精神”。

 

（二）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制度“适应性效率”理论，是考虑一个经济体随时间演进方式的各种规则，它有助于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意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约束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交换的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的同时，忽视了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当前，塑造“工匠精神”必须有一整套高效率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使企业在生产实践中通过制度创新和“干中学”养成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因此，政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减制度的臃肿之身、低效之身、弊端之身，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优化政府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利用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企业和职工追求极致、奋斗创新、尽善尽美的价值取向。

 

（三）完善育人用人体制机制，培养一流的“工匠”队伍

 

培育“工匠精神”的关键是创造高效宽松的育人用人体制机制。一方面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围绕中国质量、中国品牌、中国服务、中国制造和中国自信等着力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优化人才结构，通过中国制造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完善制造强国需要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鼓励企业培养符合“延伸服务链条”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尤其是高端技能人才。优化技能人才结构，满足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环节和柔性化生产环节的多层次需求，使具备“工匠精神”的技术人才供给与中国创造需求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理论性、学术型教育体制向技能型、应用型体制转型，切实转变学生就业观念，尤其是家长的辅助就业理念；要把“工匠精神”的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让“工匠精神”贯穿到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各个阶段，培养学生专注耐心、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职业操守。同时，也要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高职人才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从户口迁移、职称评定、人才引进和出国深造等层面获得社会平等的参与机会，使“工匠精神”得到同行的推崇、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敬仰。

 

（四）优化市场竞争环境，让“工匠精神”引领创新创业

 

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是滋养“工匠精神”的土壤，是创新创业的乐土。培育时代“工匠精神”，一方面强化市场的监管和治理。在原有的市场监管框架下，应重点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云技术等现代信息工具和监管平台强化市场监管，对于粗制滥造、假冒伪劣要“零容忍”，极力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提高制假贩假的违法成本，依法保护“工匠”的知识产权，确保其投入与回报的均衡。通过有效监管营造公平、公正、统一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让中国质量、中国创造、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和中国自信引领全行业规范经营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从政策层面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逐步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和容错试错机制，注重把“工匠精神”渗透到创新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通过“众创”“众扶”和“众筹”等新型平台模式不断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业态，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注入强劲活力。完善“双创”行动政策配套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的政策氛围，在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等各层面的创新中，都将人的智力因素作为创新第一要素，让时代的工匠精神成为引领创新创业的新动力、新引擎。